1959年6月25日，湖南韶山冲，65岁的毛泽东站在阔别32年的故乡土地上，先想到的不是往事中的荣光，而是母亲文素勤长眠的那座土墓。 那天清晨，他来到墓前。荒草已经长高，墓地显得十分寂静。毛泽东亲手拨开草叶，整理墓碑前的杂物，随后深深鞠了三个躬。陪同人员记得，他低声说：“前人辛苦，后人幸福。” 这句话并非泛泛而谈。对毛泽东而言，墓中的母亲不仅养育了他，也在一个贫困、闭塞的乡村里，给了他最早的道德尺度。 文素勤生于1867年，湖南湘乡人，嫁入韶山毛家后，一生操持家务，抚养子女。她性情宽厚，遇到荒年有人上门讨饭，常常想办法接济。丈夫毛顺生精于持家，认为施舍会影响家计，夫妻因此偶有争执。 多年以后，毛泽东向斯诺谈起母亲时，仍清楚记得这些细节。他说，母亲同情穷人，愿意帮助别人；这种朴素的怜悯，并不是书本上学来的，而是孩子每天都能看见的行为。 毛泽东出生前，文素勤曾有两个孩子因病夭折。这个孩子出生后，夫妻二人格外谨慎，曾把他送到外婆家抚养，还到庙里祈愿，希望孩子平安长大。因排行第三，家里给他取了乳名“石三伢子”。 这个称呼，后来成了母亲与他之间最深的一根线。 少年毛泽东好问，甚至有些“不服管”。在私塾里，老师讲到“天地君亲师”，他偏偏追问：“先生，君是什么？”在那个皇权观念仍然浓重的年代，一个乡村孩子这样发问，足以让大人紧张。 老师解释后，他仍不满足。不是故意闹事，而是确实要把事情问明白。父亲觉得儿子聪明，却也担心他太过锋利，先后为他更换私塾。可不论换到哪里，毛泽东依旧喜欢读书、思考、辩论。 文素勤没有把这种性格简单看成顽劣。她希望儿子读书明理，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。这个愿望并不宏大，却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。 1910年秋，毛泽东离开韶山，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。临行前，他写下“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”。母亲替他整理行李，反复叮嘱衣食起居。她未必完全明白外面的世界，却知道儿子不能永远困在山沟里。 1911年，毛泽东进入长沙求学。1913年，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读书、交友、思考国家前途，逐渐占据了他的生活。可在这些改变发生时，母亲始终是他无法放下的牵挂。 1918年，毛泽东准备北上。就在这时，他得知母亲病重，立即赶回韶山。文素勤患的是淋巴腺炎，病情反复，乡间缺医少药。毛泽东曾设法把她接到长沙诊治，但母亲住不惯城里，坚持返回故乡。 临别时，母子二人到照相馆留下合影。那张照片里，文素勤与三个儿子并坐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同留下影像。 1919年10月5日，文素勤病逝，终年52岁。消息送到长沙时，毛泽东连夜赶回韶山，可母亲已经入殓两天。毛泽民告诉他，母亲临终前曾多次呼喊“石三伢子”。 听到这句话，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情绪。他伏在棺木旁痛哭，彻夜未眠。一个投身时代洪流的青年，在母亲面前重新变回了孩子。 守灵期间，他写下《祭母文》。这是一篇四言祭文，也是他现存文字中篇幅最长的诗性文章之一。文中写道：“吾母高风，首推博爱。远近亲疏，一皆覆载。”又写道：“有生一日，皆报恩时；有生一日，皆伴亲时。” 这些句子没有华丽辞藻，却把悔恨、哀痛和感恩写得十分直接。他遗憾母亲病重时未能长期陪伴，也清楚母亲一生并未享过多少安稳日子。 不到四个月，1920年1月23日，毛顺生病逝，终年50岁。接连失去父母，使毛泽东更早地承担起家庭与时代的双重压力。1921年，他离开韶山，走上革命道路。此后，弟弟毛泽民、毛泽覃也投身革命，后来相继牺牲。 所以，1959年重返故乡时，毛泽东面对的并不是一处普通旧居。他看到的是父母的墓地、兄弟的命运，以及三十多年革命道路留下的巨大变化。 在毛家祠堂里，他久久注视母亲的照片，谈起父母早年的疾病，曾感叹如果生活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年代，许多悲剧或许可以避免。话说得平静，身边的人却听出了其中的痛惜。 离开韶山前，他写下《七律·到韶山》：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诗中有故乡，也有牺牲者的身影；有个人记忆，也有一个时代的沉重回声。 1966年，毛泽东再次回到韶山，在滴水洞住了11天。临行前，他又到祠堂静默良久。那一次离开后，他再也没有回到这片养育过“石三伢子”的土地。 特别